中国科举制度为何能持续1300年之久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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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举制度的精妙，在于其创造了公平竞争的制度神话，却在实施中构建了阶层筛选的现实逻辑。

科举不是阶层流动的通道，而是阶层固化的合法化机器。

它让精英阶层既能垄断权力，又能保持开放包容的形象；让底层民众在十年寒窗的幻梦中，接受了自己的命运。

这种温柔的暴政，比刀剑和监狱更有效，因为它征服的，是人们的思想。

当一个佃农省吃俭用供儿子读书时，他不是在反抗固化，而是在为固化体系注入新的活力。

科举制用百分之一的成功案例掩盖百分之九十九的绝望，用努力就能改变命运的叙事替代对制度不公的反思，甚至让底层百姓为这套规则辩护。

因为他们害怕承认，自己的贫穷可能不是因为不努力，而是从出生就被规则抛弃。

何炳棣先生曾在其煌煌大作明清社会史论中提到：
科举首先以开放性规则构建合法性，这极具迷惑性。

明清律例明确无论军民户籍、贫富出身，皆可报考，甚至允许贱民在改业三代后就可应试。

但一七六八年，浙江绍兴惰民要求应试，遭全体廪生抵制，最终乾隆帝下旨仍禁之。表面上法律允许，但社会阻力与制度惯性让底层连报名的勇气都没有。

同时，官方大肆表彰海瑞是佃农之子、左宗棠是寒儒之后等特例，却隐瞒了他们背后的特殊机遇，海瑞考中举人时，得到了同县士绅的资助，并且回避其三十五岁中举已远超平民考生平均淘汰年龄，普通人二十五岁未中秀才者多放弃的事实；左宗棠从来未中进士，却因军功被特赐功名。

普罗大众也完全不知道一个普通农户子弟成为进士的概率，相当于今天中五百万彩票的的十分之一，但彩票宣传不会告诉你那个中奖率，科举也不会告诉你，百分之九十的考生终身困在童生阶段。

这种流动假象使底层民众将贫困归因于个人不努力，而非制度性排斥，如清代神童诗朝为田舍郎，暮登天子堂的广泛传播，其洗脑效果远胜暴力压制。

在这种公平报考的表象下：

科举制会像设置多重隐性门槛，形成对底层的系统性排斥。

明清科举的第一关，是长达十余年的所谓备考期。

一个农家子弟要熟读四书、五经，约四十万字，还要精通八股文写作，这意味着他必须脱产学习，在那个人均寿命不足四十岁的年代，这相当于赌上整个青春。

据何炳棣计算，清代一个童生每年需花费五两银子拜师，加上笔墨、应试往返费用，从启蒙到考中秀才，至少需要二十两银子，这几乎相当于普通农户一年收入。

一七三六年，河北一位叫李二狗的佃农想让儿子读书，发现仅购买一套四书集注就需要半两银子，相当于他家半个月的口粮。

最终，他不得不让儿子辍学放牛，这样的故事，在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清代农户中反复上演。

官宦家庭则是另一番景象。

内阁首辅张居正的儿子张懋修，十二岁便有江南名士徐显卿每日授课六小时，请这位老师的束脩就达到百两，张家书的房藏书三万卷，相当于普通私塾的一百倍。

为了让儿子熟悉科场套路，张居正甚至让他参与官场应酬，提前积累同年人脉。

即便进入科场，平民考生还要面对信息不对称的降维打击。

清代江南的士绅家庭，往往会雇佣枪手分析历年考题，总结出八股文模板，甚至提前预判殿试题目。

一八四零年，林则徐的儿子林汝舟考中了探花，其书房中珍藏的前明首辅八股文真迹多达两百篇，这些秘不示人的资料，让他在考场上能快速套用起承转合的高分结构。

而平民考生只能靠自己摸索，很多人到中年才明白，八股文的关键不是文采，而是对圣人心法的精准模仿，这恰恰是士绅家庭通过家学传承早已掌握的秘诀。

如果实在士绅阶级的二代们不是那块读书的料子。

明清科举表面禁止舞弊，却光明正大开了两条合法捷径：捐纳与商籍。捐纳即花钱买监生资格，清代捐监最低一百零八两银子，相当于一个铁匠三年的收入，但对盐商来说只是九牛一毛。

扬州盐商江春，曾一次性捐银三十万两，换取布政使衔，其子江恂则通过商籍直接获得科举名额。两淮地区的商籍考生，中举概率是普通考生的三倍。

一七五七年，商籍考生占扬州府中举人数的百分之四十，而他们的真实水平，连当时的考官都私下承认多属平庸。

一七七三年，两淮盐商集体捐银达到一百万两，换取商籍专属名额，让自家子弟在科举中合法插队，而当时平民丝毫没有波澜，还认为人家有钱，愿意投资教育，是理所当然的事情。

这种思维和如今何其相似。

另一种特权叫恩荫，官员可直接保送子孙进入国子监。一七二三年，雍正帝规定一品官可荫一子入监，乾隆朝更扩大到二品官。名臣张廷玉的儿子张若霭，十七岁便以恩荫入监，二十岁考中进士，而同期平民考生平均年龄达二十八岁。

这种保送生制度，让官僚家庭的孩子比平民子弟至少提前十年获得功名，当后者还在为秀才奋斗时，前者已在官场站稳脚跟。

当时的官僚将官二代的特权直接包装成皇恩浩荡，甚至被写入大清会典，让百姓觉得劳苦功高的官员为国家效力，子孙获得优待是应该的。

特权通道的存在，本应破坏公平，却因明码标价、依法执行，让底层产生只要有钱或者有权，我也可以的错觉，而非去质疑制度本身。

在这种现实下，根据统计，一个家族若连续三代有人中举，其后代中举概率比普通家庭高二十三倍，形成科宦世家的自我复制，比如浙江归安姚氏，有十二人中进士，五人入翰林。

这就是科举簪缨世家产生的原因。

那么很多人会问，难道没人反抗么？

没有，即使一个普通农户子弟成为进士的概率仅为万分之一，而官宦子弟的成功率是其一百倍，但这一切都被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的朗朗书声所掩盖。

另外，科举制最妙的地方还在于：

即使少数平民幸运中举，也会被迅速纳入精英阶层的利益网络，直接成为固化体系的维护者：

考上进士后，考生必须拜主考官为座主，与同期考生结为同年，形成所谓终身的政治同盟。一五四七年，张居正考中进士，立即加入主考官徐阶的阵营，后来成为帝国内阁首辅，反过来提拔徐阶的子弟。这种圈层互助让权力在封闭网络中循环，新进入的平民进士若不投靠，就会被边缘化。

而且在当时就算是寒门一旦中举，即可获得免税免役特权，开始土地兼并。明代海瑞中举后，短短三年就购置良田两百亩，雇佣佃农五十人——他从寒门士子变成小地主，自然会维护绅衿不纳粮的制度，因为这符合他的新利益。

何炳棣在研究中发现，百分之的新士绅在十年内完成土地积累，成为固化体系的既得利益者。

这就是科举制度的本质。

它用百分之三十的流动性化解了底层的反抗意识，同时通过：经济门槛，让百分之九十的穷人自动放弃；教育垄断，让幸运儿依赖精英资源；制度特权，让富人合法插队；代际传承，让精英永远领先。

当徽商子弟在捐纳后中举，当耕读传家的士绅子弟世袭官贵，当底层民众在童试中皓首穷经时，明清科举完成了中国传统社会最精妙的统治术：

让阶层固化显得如此公平，以至于连受害者都对它充满期待。

这才是科举作为阶层复印机的真正秘密，它不是阻止流动，而是控制流动，让有限的上升通道成为维护固化的最佳工具。

以此确保权力与财富永远在封闭的圈层内循环，从而达到一种超稳定结构。